[11] 关于美国的独立规制机构，王名扬教授曾在其著作《美国行政法》和《比较行政法》中归纳出若干特点：它们的职能在于规制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或社会活动。
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废止。这种奇特的立法乌龙现象，也是值得警惕的。
[17](P147-151)如前所述，行政立法裁量权是指特定行政机关在具有行政规范制定权的前提下所应有的立法权能，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现实对行政立法能动性的需要程度，二是立法机关(议会或人大)和司法机关在形式法治上对行政立法的限制程度。本文通过法律文本分析与立法实务分析，并结合域外行政立法不作为的研究成果，逐一探讨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涵义、构成要件、外在表现形式及其与立法裁量权的关系、立法不作为产生的原因和法律控制机制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1)是否超越立法权限。拥有车辆的单位和个人，在购买燃油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燃油附加费。一是未按照强制规定修订或废除旧的行政立法。
中国特色的行政规章清理制度显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采取政治化、运动化和政策化的方式来系统地纠正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保障法律体系的统一、国家政令的连贯性，也能保护私人利益。参照的前提是合法性审查，在有形与无形之间起到了监督行政规章的作用。地区法院作出简易判决支持环保局的主张。
其理由如下：第一，这些文件除了3项以外，其他全部依照总统行政命令被定为机密或秘密级国家秘密。这也反证了拒绝公开的文件数量巨大时法院可以正当合理的不进行秘密审查。[4]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001页。况且，比较而言，美国的法院系统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如果仅凭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就足以自动的发起秘密审查程序，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案件都应经过秘密审查。索引对拒绝公开的文件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充分的说理，强调豁免公开的文件和豁免理由一一对应，重视对文件进行公开部分与不公开部分的区分分类，是信息公开诉讼中最为常用和重要的制度。
在授予法院对国家秘密进行秘密审查权时，国会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4. 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和除外的文件。国会曾经指出，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当行政机关履行了正当程序、通过足够的描述可以从逻辑上证实争议信息符合豁免条款的规定时，地区法院必须承认行政机关的主张。总之，美国法院对于任何豁免信息都尽量避免启用秘密审查程序，对国家安全类的豁免信息则更是慎之又慎，只有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将其作为最后的替补
美国《信息自由法》也规定，法院可以秘密查阅行政机关文件的内容，以确定该文件或者其中部分是否属于免于公开的范围。信息自由法中的第五项行政机关之间和内部的备忘录信息的豁免公开仅指决策部分，而事实部分除非与决策程序密不可分则应该公开。但是，法院对国家秘密的秘密审查，与对其他文件进行秘密审查相比，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和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尊重。[23] See EPA v. Mink, 410 U.S. 73, 93 S.Ct. 827(1973) . [24]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950页。
这一数字比上一年翻了三倍，而且其中30%的案件上诉到上诉法院（全国案件的平均上诉率为9%）。改良的秘密审查是指对其他文件的审查，即拒绝公开的文件的部分、秘密书面声明、单方口头声明或者以上文件和材料的组合进行秘密审查。
尽管国会1974修改《信息自由法》赋予法院秘密审查的权力，但是其目的仅在于向法院传递这样的信息：国会不允许仅仅因为包含某些秘密信息而整个文件就不公开的现象发生。具体而言，包括：对所有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文件全部进行秘密审查，在拒绝公开的文件数量庞大时，可以对其中的任意或有代表性的部分拒绝公开的文件进行秘密审查。
创造了沃恩索引，使其成为信息自由诉讼的主力军。在每一个案件中，即使行政机关经过了全面的分析，豁免公开的信息中也都可能有应该公开的信息。于是韦斯曼依照信息自由法向中情局提出申请，要求中情局披露所有关于韦斯曼的调查文件。第四，无论是立法进程，还是法院判例，都无一例外的表明地区法院在每一案件中对所有文件进行逐行的审查是不恰当的。它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对增强诉讼的对抗性没有太多的帮助。[16] See, e.g., Halpern, 181 F.3d at 295.[17] 法院这样的判例不胜枚举，如：PHE, Inc. v.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983 F.2d 248, 252-53 (D.C. Cir. 1993)，Young v. CIA, 972 F.2d 536, 538 (4th Cir. 1992)，Silets v.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945 F.2d 227, 229-32 (7th Cir. 1991)，Taylor v.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257 F. Supp. 2d 101, 114 (D.D.C. 2003)等等。
不仅如此，政府信息具有迅速传递的天然信息属性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某些情况下在诉讼过程中公开争议的文件甚至可能会带来想象不到的严重后果。[11]一般而言，在以下四类案件中，法院适用秘密审查：1. 案件中仅行政机关提供的书面陈述（Affidavits）[12]和沃恩索引（Vaughn Indexes）[13]无法证明。
在环保局诉明克案（EPA v. Mink）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院无权对国家秘密进行秘密审查。[5]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申请公开的文件是否属于法定豁免公开的范围，申请人能否接触文件本身就是诉讼的标的物，是诉讼的目的。
上诉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主张，做出以下分析：首先，秘密审查程序存在天生弱点。韦斯曼诉中情局案（Weissman v. CIA）基本案情：1975年韦斯曼从媒体的新闻中得知，中情局曾开展过对左翼政治激进分子的调查。
国会曾经指出，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当行政机关履行了正当程序、通过足够的描述可以从逻辑上证实争议信息符合豁免条款的规定时，地区法院必须承认行政机关的主张。只有当行政机关提供的书面陈述或沃恩索引没有足够详细、充分和明确，只包含空洞的结论，无法承担证明责任时，法院才命令进行秘密审查。尽管法院被赋予了更大的审查权限，但也可能因此陷入举证的泥团难以脱身，更不用提作出令当事人胜败皆服的裁决了。只有当拒绝公开的文件比较简单、数量很少、行政机关主张的豁免原因也比较单一时，才有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
不过，即便如此，法院通常只是对拒绝公开的文件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来进行审查。中情局提出的豁免主张有三：文件涉及国家秘密，文件由其他法律明文规定免除公开，文件属于不能公开的执行法律的记录和信息。
他认为秘密审查对涉及国家安全而豁免公开的信息尤为关键，因为书面陈述在这类案件中不足以让法院履行全面审查的义务。[14] Ligorner v. Reno, 2 F. Supp. 2d 400, 405 (S.D.N.Y. 1998).[15] 秘密审查能适用于这类案件，是美国信息公开诉讼中秘密审查制度的重要发展，下文将对这一发展及其对秘密审查制度本身和信息自由法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剖析。
首先来看1973年环保局诉明克（EPA v. Mink）的基本案情：美国众议院议员依照1966年信息自由提起诉讼，要求公开9项由各个方面的官员为总统准备的考虑地下核测试计划的文件，遭到了环保局的拒绝。4. 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和除外的文件。
以下将以1977年韦斯曼诉中情局案（Weissman v. CIA）加以说明。他进而提出秘密审查程序是审查行政机关任何一项豁免主张是否正当的必经程序，法院应该通过逐行分析拒绝公开的文件来精细的挑选出其中应该公开的内容。许莲丽，法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地区法院作出简易判决支持环保局的主张。
由此可见，秘密审查程序虽然经历了从不能到可以审查国家安全类信息的变化，扩大了适用范围。[3] 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草案·说明·理由·立法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不过，最高院的这一判决当时就遭到了质疑。否则法院真的无法完成国会赋予的全面审查义务，进而作出最终的裁决。
在此基础之上，秘密审查也被分为一般的秘密审查和改良的秘密审查。第三，较强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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